文 / 北京元都律师事务所 黄长勇律师

在短视频和直播风靡的今天，无数年轻人怀揣“网红梦”走进MCN机构的大门。他们签下一份《独家经纪合同》，以为就此踏入了事业快车道。然而，当合作破裂、收益纠纷或账号归属问题出现时，一个尖锐的问题便浮出水面：我到底是公司的“员工”，还是它的“合作伙伴”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直接决定了你能否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、违法解除赔偿金、社保补缴等核心劳动权益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239号指导案例——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，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权威回应。

王某是一位拥有近百万粉丝的自媒体主播。2020年3月，她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《独家经纪合同》，约定由公司为其提供平台运营、商务对接、内容策划等服务，收入按月交易金额分成，保底与提成均与业绩挂钩。合同中明确写道：“本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，并非劳动合同，双方不建立劳动关系。”

签约过程中，王某甚至主动修改条款，为自己争取了更有利的分成比例。合作期间，她的账号粉丝从百万涨至四百万，也通过公司推荐参与了广告拍摄和综艺演出。但一年后，双方因奖金分配产生矛盾，王某申请劳动仲裁，要求确认劳动关系，并索要双倍工资及奖金共计36万余元。

仲裁、一审、二审均驳回其诉求。2023年9月，北京三中院作出终审判决，并被最高法遴选为指导案例，确立了新业态下认定劳动关系的核心标准：是否存在“支配性劳动管理”。

法院指出，劳动关系的本质并非一纸合同名称所能决定，而在于实际履行中是否具备人格从属性、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。本案中，尽管合同约定王某需“按公司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”，但实际履行中，她无需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、奖惩办法或内部劳动纪律；她的工作时间、内容、风格高度自主，公司仅提供方向性建议而非强制指令。这种约束，属于经纪合同下的履约义务，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“管理”。更关键的是，王某的收入完全取决于账号广告收益，每月波动极大，无固定底薪（所谓“保底”实为最低分成保障），且她在签约时拥有充分议价权，能就分成比例进行谈判并修改合同——这恰恰体现了平等合作的特征，与劳动者被动接受薪酬的从属地位截然相反。

此外，双方合作的根本目的，是通过公司资源孵化王某的个人IP，再以其独立身份参与商业活动获取收益，而非将其纳入公司组织体系从事岗位工作。因此，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，王某主张的双倍工资等诉求自然无法成立。

这一裁判规则，精准划清了“真合作”与“假用工”的法律边界。它提醒所有新媒体从业者：当你享受高自由度、高议价权、高收益分成的同时，也意味着你主动放弃了传统劳动关系下的稳定保障。

反之，若你每天需打卡坐班、服从脚本、接受绩效考核、领取固定工资，则无论合同名为“经纪”还是“合作”，都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。关键在于控制程度——公司对你工作的干预有多深？你对自己的时间和内容有多少决定权？你的收入是否与公司经营风险绑定？

对广大主播、博主、短视频创作者而言，此案提供了清晰的自检清单：首先，你的工作是否受公司规章制度约束？若需遵守考勤、请假、着装、话术等内部规定，则倾向劳动关系；其次，你的收入是否固定？若每月拿底薪、绩效与公司强相关，则更像员工；再次，你是否能自主决定内容方向、合作品牌、发布时间？若答案是肯定的，则合作关系可能性更大。正如本案所示，王某能主导账号内容、谈判分成比例、拒绝不合理商单，这些行为本身就否定了“从属性”的存在。

当然，不构成劳动关系，并不意味着权益归零。创作者仍可依据《民法典》主张合同权利：如公司拖欠分成、擅自更改合作条款、侵占账号权益等，均可提起违约之诉。因此，在签约时务必明确账号归属、收益结算周期、解约条件、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，并保留所有沟通记录、结算单、平台后台数据作为证据。尤其要警惕“独家经纪”陷阱——一旦签署，你将无法与其他机构合作，务必评估违约金是否合理，避免被“锁死”。

指导案例239号的意义，远超个案胜负。它既防止了司法对新经济模式的过度干预，保护了MCN机构通过市场化合作孵化IP的创新空间；也警示从业者理性看待自身法律地位，避免在“自由”与“保障”之间产生认知错位。法律不会强行给你“员工”身份，但会确保你在自己选择的身份下，获得应有的公平与尊重。

作为执业多年的劳动法律师，我常对客户说：“签合同前，先想清楚——你要的是‘饭碗’，还是‘舞台’？”答案不同，路径迥异。而最高法239号案例，正是那盏照亮前路的灯，让每一位在数字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内容创作者，都能看清自己的位置，守护应得的权益。